清代创新型书院深刻影响现代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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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堂学长之一陈璞所作《学海堂玩月图》,显示清代书院如世外桃源般令人向往。
年,在学海堂书院、菊坡精舍与应元书院的基础上创办了广州市第二中学。(资料图片)
广雅校园中的张之洞像。摄影: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庄小龙
阮元画像(资料图片)
陈澧画像(资料图片)
文脉书院⑤
岭南文化经纬度
系列策划:陈伟胜周娴
本版撰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岭南大地倚山临海,地势开阳。自古以来,岭南人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形成别具一格的岭南文化,且务实、开放、兼容、创新之风至今赓续不断。而其文脉之传承,实有赖于历代学者开馆授徒,薪火相传。尤其是书院产生之后,学派纷呈,名人辈出,在中华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
学海堂
办学体制更臻完善,用人不拘一格
专勉实学
任用学长不看“学历”
学海堂之名是阮元推崇今文经学家何休而来的,他在《学海堂集序》中说:“昔者何邵公学无不通,进退忠直,聿有‘学海’之誉,与康成并举,惟此山堂,吞吐潮汐,近取于海,乃见主名。”学海堂倡导经诂朴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它的文学教学活动也非常活跃。与诂经精舍相比,学海堂的办学体制更臻完善。它废除了山长制度,设立学长制度。较之传统的山长制,学长制体现出分工、协作、制衡结合的特点。在当时,省会各大书院的山长多以进士以上充任,不少还是颇具名望的名儒。学海堂首批八位学长由阮元亲自指定,分别是吴兰修、赵均、林伯桐、曾钊、徐荣、熊景星、马福安、吴应逵。从“学历”上看,八人都算不得特别突出,功名最高的吴兰修等六人也不过是举人,赵均、曾钊只是贡生而已。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阮元在广州创办学海堂,目的在“首劝经史,而诗赋具备,唯独不授举业,专勉实学”。其办学特点是不专尚八股、理学,重经文史学之切实学问研究;倡导“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择师而从”的教学制度,因材施教的教学措施,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在训诂、音韵、文字之外,又设立天文、数学、地理、历法等各种学科。
八位学长虽然功名不高,但都精研经学,且各有真才实学,学术特长也各不一样,正是“专勉实学”的学海堂所需要的,也是阮元培养政事人才所需要的。而在学海堂所有的55名学长之中,甚至还有仅为生员的邹伯奇。但邹伯奇“精研天文、历算、舆地之学”,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发明照相机的人。他担任算学科教员,正体现出阮元不拘一格的用人原则。不过应该注意到,学海堂虽然“不授举业”,但并非排斥科举,而是因为科举所需的学业内容,在当时士子们所接受的多年教育中已经有充足的体现,没有必要重复。实际上,徐荣、马福安两位学长后来也各自中了进士。
人才济济
与众多名校渊源颇深
学海堂从创建到光绪二十九年(),其存在的80多年时间里,培养了大批人才,成为广东最高学府。堂内有文渊阁,藏书甚丰,相当于今天大学的图书馆。阮元在离开广州赴任云贵总督之前,特意制定学海堂章程,以保证学海堂按照他的理念发展。
“领海人物,蒸蒸日上,不致为风气所囿者,学海堂之力也”。年,在学海堂书院、菊坡精舍与应元书院的基础上创办了广州市第二中学。作为广东学术文化的中心,学海堂的影响远播广东之外。广州市第二中学李颖、刘沛新两位老师指出,众多学海堂弟子在各地的办学和任教,扩大了学海堂办学体制及其办学思想的影响力,引领了时代的教育改革。
陈澧曾任27年学海堂学长,后任菊坡精舍山长,梁鼎芬、廖廷相等为陈澧弟子,形成“东塾学派”。
梁鼎芬出任广雅书院第一任山长。随后梁鼎芬以武昌知府的身份兼任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院长(弟子有章士钊、唐才常、黄兴、宋教仁、李四光等)和方言学堂监督(武汉大学前身)。
朱次琦在广东南海办九江礼山草堂,康有为是其弟子。康有为在广州偕梁启超创办万木草堂。
周汝钧在北京参与创办强学书局,后办通艺学堂,再后并入京师大学堂,此为北京大学前身。
胡汉民于年参与创办私立执信学校,并于年参与筹备中山大学。
学海堂、菊坡精舍的弟子门生在香港举办学海书楼,延续学海堂余脉,香港大学中文系亦与之密切相关。
阮元,“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
学者李绪柏在《清代广东朴学研究》中指出,嘉庆二十二年(),阮元调任两广总督,坐镇广州,在粤九年,“使文化事业灿然可观,成为广东学术的转折点。”李绪柏指出,阮元在广州期间,“仿浙江诂经精舍兴办学海堂,造就一批出色的学者……”学海堂是阮元督粤期间在文化上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也是广州书院发展历史的一个标杆。阮元是江苏人,在浙江巡抚任上于杭州西湖孤山之麓创立了诂经精舍,亲自为师。
年12月22日,作为两广总督的阮元抵达广州。年4月,他在广州城西文澜书院(今下九路文澜巷一带)创办学海堂,年迁至越秀山办学。汉代经学大家何休,治学严谨、通经致用,所谓“学无不通,聿有学海”。阮元尊崇何休,故将书院定名“学海堂”。
阮元的渊博学识和崇高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著名学者钱穆说:“(阮元)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梁启超认为:“同是一岭南,假使无阮文达为之师,则道咸之后,与其前或不相远,未可知也。”清中期之后,经世致用之说大兴。阮元重视实学的态度,自然贯彻于学海堂的教育之中。而以学海堂为大本营的新学派“东塾学派”也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登上学术舞台的。
广雅书院
具备了近代化学堂的雏形
按照《广东省志·教育志》的说法,广东的中等教育,在晚清时期是没有明确划分的,只由各县的部分书院担负,“较早出现而又具有中等教育规模的,要算广州的广雅书院”。年,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倡议在广州创办广雅书院和广雅书局。他在《创建广雅书院奏摺》中写道:“因于广东省城西北,五原源头乡地方,择地一区,其地山川秀杰,风土清旷,建造书院一所,名曰‘广雅书院’”。不久,清廷批准了这个奏摺。奏摺全文刻在石碑上,至今仍保存在广雅中学内。所谓“广雅”,取自“广者大也,雅者正也”的意思。张之洞随即着手筹办广雅书院,以城西彩虹桥附近为院址。年6月8日落成,举行了开学礼,整个建筑工程用银13.88万两。当时的广雅书院,总面积约亩,有东西精舍2间,广东学生名住东斋,广西学生名住西斋。另有10个斋作为教师及工作人员的住所。院内有“冠冕楼”一座,也就是藏书楼。因宋代名儒周敦颐(濂溪)曾到过广州,所以书院里建了一座“濂溪先生祠”,此外还有观澜堂、莲韬馆、清佳堂、一篑亭等,水池、树林点缀其间,风景优美,设施完备。
广雅书院制订的《广雅书院学规》共27条,是广东省最早出现而又比较完备的学规,保存了很多当时的教学和管理细节,从其中可见,广雅书院的管理与当时新式的西洋学堂已有接轨,具备了近代化学堂的雏形,为后来的书院改学堂做了铺垫。年,清廷废八股,第二年广雅书院设立西学堂。年,清廷饬令废书院、设学堂,广雅书院次年改为两广大学堂,年改为两广高等学堂,年改为广东高等学堂,年附设中学,年改为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年更名“广雅中学”。
作为晚清名臣之一,张之洞亦曾以“广雅”为号,可见他对创立这所书院的重视。他意在培养具有现代科技文化知识的洋务人才,认为大力发展近代科技、军事工业是当务之急。所以在广雅书院的教学内容中,西学的比例不小。有研究者认为,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文化政策从源头上看,应该是形成于创办广雅书院期间。至今,张之洞像仍然屹立在广雅校园之中。
菊坡精舍
广东学子精英集聚于此
清中后期的广州书院群中,多数书院仍是因循守旧,而如学海堂、菊坡精舍等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一在立足实际,讲求实学,二在“创新”。清同治六年(),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蒋益澧创办了菊坡精舍。舍址在越秀山麓,聘请陈澧为院长。书院的经费来源先由蒋益澧带头捐款,其他名流、官员助捐作为办学基金。“精舍”即学舍,出自《后汉书》:“刘淑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
陈澧:“不敢当一座罗浮山”
陈澧是广东番禺人,17岁中秀才,23岁乡试中举,之后6度赴京参加会试,都没有考中进士,只当过广东翁源县训导。他曾在粤秀书院读书,也参加过学海堂的课试。他生于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动荡时期,曾避居南海的横舍沙,从事著述和学问研究。31岁时便担任学海堂学长,著作相当丰富,计有《东塾读书记》《汉儒通义》《声律通考》《唐宋歌词新谱》《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广州音说》等,学识极为渊博,尤长于音韵学的研究,在当时声誉地位极高。
名臣郭嵩焘当广东巡抚时,名士高心夔来到广州,对郭说:“欲游罗浮,不然枉为广东一行。”郭说:“君至广东,已见陈兰甫(即陈澧),不枉此行。”后来陈澧听到这番话,自谦说:“不敢当一座罗浮山”。
培养出“东塾学派”中坚力量菊坡精舍的制度受学海堂影响很大,但也有自己的鲜明特点。陈灃在《菊坡精舍记》里介绍:“灃既应聘,请如学海堂法,课以经史文笔。学海堂一岁四课,精舍一岁三十课,可以佐之,吾不自立法也。每课期诸生来听讲,灃既命题而讲之,遂讲读书之法,取顾亭林说,大书‘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二语揭于前轩;吾不自立说也……”
“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是明末清初学者顾亭林(炎武)的著名主张,他常说:“四者(维)之中,耻为重要。”顾亭林治学态度严谨,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陈灃发挥了顾亭林的学说,用以教育学子。
陈灃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子,病逝时“诸生惜之”,在院中设陈兰甫先生祠以纪念。菊坡精舍每期仅招生50人。招生对象一方面既有从粤秀、越华、羊城三书院推荐来的优秀学生,一方面是各地考取来的“勤学立品,可为士林表率,用备将来承明著作之选”的学子,还有各道、府、州、县保举而来的。可以看出,它与学海堂的教育类似,都是针对已经接受过相当教育程度的学人而开设的书院,可以说是集中了广东士子的精华。
阮元曾在学海堂首创了专课肄业生制度,即学长从应课学生中选出品学兼优的学生10人,从《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诗》《昌黎先生集》《朱子大全集》中“择一书肄习”,接受更为深入的教育,类似于今天的研究生制度,后因书院经费来源中断而被迫停办。同治四年(),广东巡抚郭嵩焘下令重新恢复举办专课肄业生制度,并进一步发展,除了经史之外,还新增数学一门。
菊坡精舍承袭了这种专课肄业生制度,培养出新学派“东塾学派”的中坚力量廖廷相、于式枚、何如铨等人。菊坡精舍也因此成为广东继学海堂之后的又一学术重镇。
记者观察
创新型书院变革中追求“实学”
广州的书院在经过漫长的发展之后,在清中后期迎来了一个高峰。如果说明末清初,广东的学术地位在全国仍难言特别突出,那么经过清中前期一批重要书院的滋养,本地已可说是俊杰代出,渐有大成之象。而从年阮元创办学海堂开始,广州的书院进入一个重要的变革期,不仅从学术风气和方向上,且从教学体制等方面都有全新的面貌,深刻影响了之后广东的书院,乃至全国教育的发展。变革的深层动力不仅来源于中国传统学术和教育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来自当时剧烈的社会变化造成的心灵震撼。无论是阮元重视“实学”的主张,还是东塾学派的努力,又或者张之洞“中体西用”的观点,都体现出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基色。体现在书院之中,就是飘渺空洞的玄谈之论让位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切实学问。
融教学、研究、出版为一体的努力在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这几所承前启后的创新型书院中,我们看到了将教学、研究、出版集合一体的努力。
学海堂刊刻图书规模最大者为《皇清经解》,并集纳优秀学生课集刊刻了《学海堂集》。菊坡精舍刊刻的第一部书是《四库全书总目》,之后陆续刻有《三通》《通志堂经解》《古经解汇函(附《小学汇函》)》《礼书》《东塾集》《菊坡精舍集》《白石道人四种》等。广雅书院更是几乎与建院同步建立了广雅书局,雕刻成书者千余种,雕片逾十万。这些刻书都是名儒主持,水平很高,存留了一批宝贵的文化资产,更有利于新观念的广泛传播,为近代的图书出版和私人藏书奠定了早期基础,也为广东传承传统文化,营造了开明的学术氛围和文化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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