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守护化私为公至乐楼藏中国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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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画收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每因政治或人事之更替而辗转递传、时聚时散，惟大抵离不开皇家或达官贵人之手。他们既有希冀珍藏只供一己“秘箧”“子孙永保”，亦有感慨个人所藏只是“烟云过眼”，不能强求天长地久之拥有，不过普罗百姓却始终难以亲睹这些秘不示人的书画私藏。时至今日，随着公家收藏的建立和博物馆事业发展，人们才得以跟过往的帝皇、权贵一样，享有欣赏这些文化瑰宝的机会。然而，这还有赖收藏家乐于分享和慷慨捐赠才能达成。回顾过往书画收藏的历史，可以让我们明白文物能够留存至今实非必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收藏家们化私为公的贡献。

香港的书画收藏

位处中国南隅的香港自年被英国管治，是中国近代史上国人每逢战乱的避难场所。从清朝灭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连年战祸与社会动荡，均引致大量移民涌入香港，同时带来很多珍贵财物，其中有从清宫佚出的“东北货”书画，包括《石渠宝笈》著录的珍品如王珣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韩混《五牛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等。但更多的是一直在历史上流传民间的书画作品。当时不少欧美文物商人亦觊觎出现于香港的国宝，纷纷赶至收购。据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一书普查所得，当时流落于香港的中国书画精品数量甚多。

清方士庶灵隐寺冷泉亭图

香港于20世纪中期，一度成为国家流失古代书画的集散地。虽则部分作品最终散佚到外国，但香港仍然为保护和抢救大量书画珍品担当了重要角色。这方面实有赖香港一些热爱中国书画艺术的有识之士的贡献，他们以一己之力积极购藏，一则以满足个人对书画的爱好，二则怀抱更宏大的理想，致力尽量保留这一批批文化精粹。其中最为人称道者有三大书画收藏∶何耀光（—）的至乐楼、刘作筹（——）虚白斋和利荣森（—）北山堂。三批藏品已先后捐给公家，至乐楼是最后于年捐赠予香港艺术馆，成为永久馆藏。

何耀光建立至乐楼书画藏品

何耀光早年从广东南来香港，于年建立自己的建筑公司经营生意，日本侵占香港时停业，至年代恢复业务。此时香港的市面上出现不少由内地流出的书画作品，何先生便开始致力搜藏，直至年代末，逐渐建立了至乐楼书画藏品，有道“慨自抗战胜利以还，宇内未艾纷乱，历代名迹随士夫播迁而流落海隅。贾胡具眼，辄以贱值攫去，贸迁海外获大利者，不为不多矣。余深悼乎古物之流散不复为吾国有也。用是益竭其绵力，稍尽保存国粹之责。”

基于当时的历史因素和地缘关系，入藏至乐楼的书画作品很大程度与广东的收藏历史和流传息息相关。广东书画收藏发展史的重要人物是清中后期的五大藏家，尤其是吴荣光与叶梦龙。吴、叶出身望族，仕宦期间出入京城和各省市，他们交游广阔，遂得以搜罗名迹珍品带回广东，现存一些作品上的记录能窥见他们的活动情况，亦可资说明书画藏品由北到南的一些流传过程。至乐楼藏品中的方孝孺《行草书送俞子严序稿》，记录了翁方纲与宋葆淳于乾隆四十五年腊八日（）在京城琉璃厂市肆购得此名物的过程。卷后续见广东名贤吴荣光、鲍俊及罗天池的题跋，并有另一重要晚清藏家潘仕成海山仙馆的鉴藏印记。传至民国时期，此卷为顺德名士马复（武仲）收藏，复有黄节、胡汉民等人题跋。

曾属吴荣光旧藏的至乐楼藏品尚有鲜于枢《草书陶潜归去来兮词》、王线《高梁山》、丁云鹏《布袋罗汉》等。吴荣光曾任浙江按察使，他收藏一幅方士庶《灵隐寺冷泉亭图》，铃有他的印章，亦见叶梦龙风满楼的收藏印。香港艺术馆虚白斋藏沈周《行书诗》，卷后有翁方纲、伊秉绶、张问陶、纪晓岚等人的题跋，并见吴荣光、叶梦龙等广东收藏家的题识印记，同样反映了藏品从北至南相若的流传脉络。伊秉绶的题跋更清楚记录了他和叶梦龙在北京琉璃厂购买这件作品的情况“嘉庆九年（）七夕，与云谷（叶梦龙）游琉璃厂，云谷获此，予得傅青主《草书歌诀》，归而呼酒赏之。汀洲（今属福建省三明市）伊秉绶记。”叶梦龙任官京师多年，广结宿儒和名人，除继承乃父家藏，自己亦搜罗了不少名迹。至乐楼藏品中来自叶氏风满楼的还有张宏《仿米芾云山烟树图》、邝露《草书诗》、汪士慎《墨梅图》及陈字《山水人物杂册》等珍品。

吴荣光后期出现困境而要变卖藏品，叶梦龙亦因早逝令家藏开始散出吴、叶两大藏品陆续出现于广东收藏圈和市场上。19世纪中，广东因对外通商令经济突飞猛进，庞大的财富累积和商贸发展，造就了一些具富商背景的收藏家。特别是潘正炜（听帆楼）和孔广陶（岳雪楼），他们一方面收购了部分本地前辈的珍藏，又把握广东天时地利，进而从各方搜罗书画名迹。至乐楼藏品中曾入听帆楼收藏者有文徵明《山水册》、唐寅《桃花庵卷》、董其昌《山水册》、李流芳《山水》、石涛《蔬果册》等。唐寅和董其昌两件作品又钤有孔广陶岳雪楼的收藏印，亦反映了作品在广东藏家之间辗转交流和递藏的情况。考证岳雪楼藏品，更可发现当中有2件是吴荣光旧藏，来自叶梦龙有5件，属潘正炜旧藏更多达64件。

孔广陶经营盐业致富，成为清末广东最大的书画收藏家。晚清政府改盐贸为官办，孔氏家道自此中落，其岳雪楼藏品亦陆续散出。岁月流逝，至乐楼承传了当中不少精品，包括有戴琬《山茶竹鸟》、王线《高梁山》、戴进《老节秋香图》、沈周《保儒堂图》、唐寅《桃花庵卷》（曾入藏听帆楼）、王宠《草书七言诗》、《明代名人尺牍册》、董其昌《山水册》（曾藏于听帆楼）、恽寿平《山水册》、方士庶《仿董源夏山烟霭图》等。沈周《保儒堂图》入岳雪楼前曾经是江苏毕沅、毕泷兄弟所藏，作品上见其藏印。毕沅为清代著名官员，得乾隆亲授状元，官至湖广总督，他亦好收藏，惟卒后遭嘉庆朝廷抄没家产。至乐楼藏今混《风竹图》裱边另有毕泷（别号竹痴）的鉴赏题跋，此作品其后流入广东何曼童灵壁山房。至于戴琬《山茶竹鸟》卷末有清朝贵族全庆（叶赫那拉氏）的题跋，也可说明此卷的南移脉络。此卷原属清末成亲王诒晋斋藏，全庆曾经过目，后来于北京琉璃厂重遇，发现画卷前后跋语已被裁去，但仍欣然以高价购藏之。作品其后流入广东岳雪楼。

不少清中晚期流传于广东藏家手中的书画作品，进入民国时期再辗转经过不少名人雅士的收藏或鉴赏，最后才传至香港得以成为至乐楼藏品。藏家中以何冠五和香翰屏最重要。

何冠五家族在广州经营丝绸生意，其田溪书屋收藏书画甚丰，因承接了不少前人所藏精品而声名远播，常接待不少圈中名人鉴赏交流，包括张大千、李研山、黄君璧等。至乐楼藏唐寅《桃花庵卷》和恽寿平《山水册》是流传于广东的历史名品，同是经历过岳雪楼和田溪书屋收藏，恽寿平作品中更有张大千的观赏印记。此外，曾入田溪书屋的藏品尚有万寿祺《山水》，以及石涛剧迹《写黄研旅诗意册》。石涛册经过多人递藏，最后落入黄般若手上，原册三十二页早已离散不齐，黄氏后来从张大千处觅得其中散佚的一页，终合璧成一册十八页转手予至乐楼。

民国时期的一些军政要人亦有好收藏书画者，随着时局变迁，部分人士从北方、广东地区移居香港，亦带随所藏南下。有“儒将”之称的广东香翰屏是其中之一，藏室曰梦诗庐。年后，他从广州退居香港，继续活跃于文化圈，其后他的藏品亦渐渐流出。至乐楼藏品不少是直接来自香翰屏，其中有年代购入的七件重要作品∶黄道周《行草书七言诗》、项圣谟《迭嗽图》、梁启运《朱竹图》、程邃《读书秋树根图》、蓝瑛《山水》、石涛《松竹兰石图》、颠道人《山水册》。这些书画家俱属明遗民身份，多为抱节精忠之士。何耀光这批早期购藏，不但反映出香港当时书画藏品的来源，更显示了他建立至乐楼藏品的理念和基础。

明程正揆江山卧游图（局部）

“先人品而后艺事”的收藏

从香氏购入的七件书画作品中，以黄道周的书法最能说明何耀光先生“先人品而后艺事”的独特收藏准则。黄道周乃明末将领，抗清失败被俘下狱，宁折不屈而遭处决。何耀光收藏这节义之士作品，写下跋语：

余性爱搜蓄书画，但于取舍必以人品为第一义，苟其人节亏品恶，其书画纵精妙绝伦，亦弟取也。明末黄道周、王觉斯俱以书法见称，论者或谓王过于黄。然黄精忠大节，一代完人王则丧心辱节，传入贰臣，二者相较，其品格奚啻天渊。故觉斯之书，余耻所奔藏也。己亥（）上已，有贾客携觉斯书至，余屏之。适壁间正悬道周是轴，因志数语以掳怀抱云。

项圣谟乃名门之后，明亡后生活贫困仍不附权势，终身隐居卖画自给，作品多强烈反映民族感情，并寄托对故国江山的怀念。此山水画作外观不甚佳，然何耀光甚敬重项圣谟其人，仍欣然收藏，并记：

有以是轴求售，纸墨虽略黯晦，然吾慕先生之迹久矣，又岂能绳以精新之例而纵之哉欣然识此，永藏至乐。

梁启运，广东番禺人，与袁崇焕相往还，明亡后未酬复国之志，乃筑别墅退隐，擅画竹，称一时高手，惟作品流传极罕，《朱竹图》当可视之为一件非常珍贵的广东文物。何耀光跋语“向者读《广东新语》，徒羡文震（梁启运）能竹，究未亲睹。此轴今归余椟，得圆好梦，殆亦一因缘也。”可见何氏收得此作别具历史意义，亦借以托其乡邦情怀。

明程邃读书秋树根图

程邃曾追随黄道周，亦以学问及气节见称，他的枯笔山水独具一格，笔墨技法具有强烈“金石趣”特色，向为藏家所渴求。何耀光觅得珍品，欣然题记“穆倩（程邃）遗墨，传世极鲜。余平生所见唯两本……此本用墨用笔，极枯极淡，又得干裂秋风之趣也。”

蓝瑛的《山水》，堪称画史难得巨制，何耀光得以藏之，欣喜万分，有记“启藏笥，张此十二屏于壁。朗日明窗，流连竟日，如在山阴道上。”他又阐发己见为蓝瑛说项“惟惜在康、乾之际，每受嗜吴派者讥弹，谓为不入鉴赏，冤哉……其用笔苍劲不逊沈周，用墨华滋何让文壁。虽曰拟模，仍归独造。余谓田叔之与沈、文应作等量齐观，才称真赏。”反映出何氏对绘画历史和笔墨技法的深入认识，而非向声背实的收藏家。

“清初四僧”之石涛历来是收藏界趋之若鹜的画家，他亦对广东画坛影响颇深，至乐楼能够藏有6件石涛作品，实属难能可贵。《松竹兰石图》晚清时为江西余介卿（活跃于20世纪初）收藏，经曾熙辗转传入广东，再由香翰屏带至香港转让予何氏。藏品是石涛七十五岁极晚年之作，是难得补充画史空白的研究资料。颠道人作品极之罕见，其《山水册》最早被误认是石涛所作，后经香翰屏详加考证更正。画册又得有张大千及李研山鉴赏并作题识补充，弥足珍贵。此外，其他可见香翰屏藏印的作品还有金琮《行草书曹植洛神赋册》、王鉴《仿黄公望山水》和罗聘《粉墨梅花图》。

明梁启运朱竹图

李研山曾任广州法院庭长和美术学校校长，作为一位书画家，他于艺坛德高望重，年来港后继续从事书画活动。何耀光至乐楼藏品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得他大力协助品定和选藏，其中较重要作品有当时流传于粤、港两地的名迹，如上述的颠道人《山水册》，何耀光对此藏品爱惜有加。此外，另有文徵明《沅溪草堂图》、沈周《钱童读书图》、王宠《草书七言诗》和弘仁《云根丹室图》等。李研山晚年更将珍重私藏的程正揆《江山卧游图》割爱予何氏，诚然反映了他们之间深厚的鉴藏情谊。另一位亦曾助何耀光先生鉴定书画者是黄般若，他师古人的笔墨造诣甚得何氏欣赏，常做客至乐楼谈论艺事。至乐楼收藏的两件驰誉于时的名迹，除了前述石涛《写黄研旅诗意册》，还有黄道周《松石图》，均来自黄氏手上。

明王宠草书七言诗（局部）

至乐众乐在香江

不少至乐楼藏品上所载录的资料，例如收藏家、鉴赏者、经手人的题识和印章等，为作品提供了流传有绪的过程和线索。尤其是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活跃于香港书画收藏界的人士，如侯士泰（犹太裔）、张大千、陈仁涛、王季迁、朱省斋、郑德芬等，他们与香港当时作为文物集散之地关系密切，曾经过他们收藏的书画作品，不少早已放售并四散海外，如今只能见于欧、美等地。我们庆幸今天能借着至乐楼藏品，管窥中国书画藏品的聚散和流传经过，特别是过去百年间由北到南，及至香港的递藏过程，这实有赖至乐楼藏品能保存完好，并未如历代绝大多数私家收藏最终散佚，只在历史留下藏品著录予后世凭吊。

何耀光先生以“至乐”命名其藏斋，除表达他“为善至乐”的人生抱负，更寓意鉴藏古人书画所臻之最乐境界。至乐楼以独特之“先人品而后艺事”鉴藏标准于书画收藏界中别树一帜，其专注明遗民题材的书画作品，深受海内外艺坛和学术界称颂及重视。年何氏家族秉承何耀光先生高风亮节的情操，化私为公，将历年累积珍藏捐赠予香港艺术馆，让大众可永久于中国土地上观赏和研究。如此善举令世人无比敬佩!文/司徒元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