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周粗笔山水粗简豪放那也不是狂燥火气

折扇的功能由实用性而演变为观赏性，目前所知存世最早的作品是明代宣德二年()由明宣宗朱瞻基(—)创作的《松下读书图扇面》(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在此之后，扇面广泛应用于书画创作中，则是出现在“吴门画派”兴盛时的明代中期。包括沈周、周臣、文徵明、唐寅、仇英、陆士仁、陈道复在内的“吴门画派”名家，都有创作绘画扇面的记录，且有不少作品传世。而以祝允明、王穉登、周天球、黄姬水、文彭、文嘉等为代表的吴门地区书家，亦有书法扇面行世。据研究表明，在折扇上写字作画是在明代中期即成化年间开始兴起，在万历和崇祯年间开始广泛流行。这种状态从明代中期一直延续至今，而艺术活动区域亦由吴门地区占主导扩展至全国各地。有意思的是，在从扇面书画兴盛的明代中期到清代晚期的三百余年历程中，合作扇面书画断断续续出现，折射出不同时代的风尚。关于这一点，在历来以明清扇面书画为主题的学术研究中，几乎无人涉及。明)唐寅、文征明行书诗扇面纸本墨笔纵19厘米横55.6厘米香港艺术馆藏合作书法扇面出现在两个时期，一为明代中后期，一为清代后期。在现存的明清扇面书法中，其他时期出现的合作扇面极少，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明代中后期的合作书扇集中在吴门地区，且都为折扇面。参与合作书扇者多为吴门地区书法家，书扇者最少两人，最多者六至八人不等。在笔者寓目的书画中，有唐寅、文徵明合作的《行书诗扇面》(香港艺术馆藏)，周天球、黄姬水、文嘉、文彭、陆师道、顾德育合作的《行楷书扇面》(广东省博物馆藏)，文彭、文元发、陆安道、文嘉、钱榖、彭年、张凤翼、杜大中合作的《小楷七言诗扇面》(扬州博物馆藏)，杜大绶、王穉登、张凤翼合作的《行书诗扇面》(香港艺术馆藏)，薛明益、杜大绶、文从龙、王穉登合作的《小楷七言诗扇面》(扬州博物馆藏)，陈汸、袁衮、王宠、文彭、王榖祥、文嘉合作的《行书诗扇面》(香港艺术馆藏)，文宠光、周蕃、韩侠合作的《楷书诗扇面》(香港艺术馆藏)，陈鎏、文嘉、周天球、彭年合作的《行书扇面》和葛应典、薛益、文从简、陆广明合作的《小楷七言诗扇面》等。据不完全统计，明代这些合作书扇者，主要有唐寅、文徵明、周天球、王宠、王榖祥、黄姬水、文嘉、文彭、陆师道、顾德育、文元发、陆安道、钱榖、彭年、张凤翼、杜大中、薛明益、杜大绶、文从龙、王穉登、陈汸、袁衮、陈鎏、葛应典、薛益、文从简、陆广明等数十人，其中以文氏家族中的文嘉、文彭、文元发、文从简等出现的频率最高，其次则为周天球、彭年、杜大绶和张凤翼等。这些合作书扇基本均无年款。从其郡望看，几乎均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从其年龄看，大多出生于16世纪初，除仅见的文徵明、唐寅合作书扇外，其他作者大多属于文徵明辈的晚辈。从扇面质地看，多为洒金笺;从书体看，多为楷书或行书，几乎没有其他书体;从书写内容看，多为七言诗，且多为歌咏江南风物者。如文彭、文元发、陆安道、文嘉、钱榖、彭年、张凤翼、杜大中合作的《小楷七言诗扇面》中：文彭题诗曰：“霏霏拂地柳千条，烟锁红栏十二桥。最爱新莺初出谷，绿丝丛里一声娇。”款署“文彭”，钤朱文长方印“寿承”;文元发题诗曰：“疏云淡月雨霏微，尊酒相逢莫浪违。坐久不知更漏促，一天清露湿单衣。”款署“文元发”，钤朱文长方印“子悱”和朱文方印“遂心”;陆安道题诗曰：“罨画溪头碧玉流，洞门曾泊武陵舟。归来不记桃源路，欲向丹青问旧游。”款署“陆安道”，钤朱文长方印“子行”;文嘉题诗曰：“偶然避世住深山，不道移家遂不还。却怪渔郎太多事，又传图画到人间。”款署“文嘉”，钤朱文联珠印“休”“承”;钱榖题诗曰：“木落长林叶叶风，一江秋水浸遥空。青山点点寒鸦外，短棹依依断苇中。”款署“钱榖”，钤朱文联珠印“叔”“宝”;彭年题诗曰：“碧山楼殿耸遥空，百尺飞梁跨玉虹。疑是国清清绝境，羡君来往濯松风。”款署“彭年”，钤朱文方印“子素”;张凤翼题诗曰：“碧砌华滋露蕊红，倚栏娇小怯春风。若为黛笔成虚掷，自扫蛾眉玉镜中。”款署“张凤翼”，钤朱文联珠印“凤”“翼”;杜大中题诗曰：“桂楫美人歌木兰，西风嫋嫋露溥溥。夜长曲尽意不尽，月在清湘洲渚间。”款署“杜大中”，钤朱文联珠印“子”“萧”。从这些诗书印可看出，其诗有自创诗，也有抄录他人诗，但都围绕一个主题;署款均为姓名穷款;印鉴均为朱文印。书写七言绝句中，前两句之后往往另起一行，中间还间隔一根扇骨的空间，结体疏朗。所有作品均无上款，也无年款，且均为小字行书或蝇头小楷。这样的书写模式在其他明人合作书扇中也大抵如此(所不同者，钤印中也有白文方印者，如广东省博物馆所藏周天球、黄姬水、文嘉、文彭、陆师道、顾德育合作的《行楷书扇面》)，很有一种模式化倾向。因此，不难发现，这些书写者是在一种极为闲散的状态下创作的。或许是应某位组织者(比如文氏族人文彭、文嘉等)的邀请，在以文氏文人为中心所举行的不定期雅集中合作完成，也有可能是在一次大型聚会中文人们集中合作而成大量书扇，但更大的可能是应某些艺术赞助人的特殊要求而度身定制。在明代中后期，吴门地区经济、文化都相对发达，文人雅士多雅擅临池，当时王世贞就曾发出过“天下书法归吾吴”的感叹，在此语境下，出现这种极具区域特色的合作书扇现象也就顺理成章了。(明)周天球、黄姬水、文嘉、文彭、陆师道、顾德育行楷书扇面纸本墨笔广东省博物馆藏当然，在现存作品中，也发现在明代中后期，在吴门地区以外也偶有合作书扇现象，如浙江嘉善人周鼎和江西清江人陈宽合作的《七律二首扇面》(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和广东番禺人赵焞夫、戴柱合书的《行草书扇面》(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即是其例。但从书体看，为行草书;从布局看，较为紧凑丰满;从内容看，不是纯粹的七言绝句，且在诗歌之外，尚有题识语;从钤印看，既有朱文，也有白文;从书写者来看，仅有两人;从时间看，前者要比吴门地区合作书扇早近一个世纪，后者则要晚一个世纪。因此，这两件书扇完全可以视作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并无规律可循。(明)杜大绶、张凤翼、王稺登行书诗纸本墨笔纵17.5厘米横53厘米香港艺术馆藏吴门地区合作书扇的现象持续时间并不长，也并未影响到其他地区。直到三百多年后，在书坛出现另类的合作书扇才使这种传统得以赓续。这一时期出现的合作书扇，显然已经呈现多元化的局面，无论是艺术家的活动区域，还是扇面的形制、质地、书体等都是如此。如董起庾、崔舜珠、盛均、梁鼎芬、姚礼泰、炎涂、张嘉澍、崔永安合作的《行书团扇》(广东省博物馆藏)，从质地形制看，是为绢本团扇;从书写对象看，都是为一个叫“逊斋”的人所书写，其称谓有“大兄大人”(三次)、“大哥”、“吾弟大人”、“世叔大人”(两次)和“仁兄世大人”等;从书写内容看，都是为“逊斋”所写的应酬诗;从时间看，有准确的创作时间—清光绪七年()。这和明代吴门地区的合作书扇显然有很大的不同。再如黄钰、陆懋宗、李文田、汪鸣銮、鲁琪光合作的《楷书扇面》(福建博物院藏)，从质地形制看，为洒金折扇面，颇类明代的吴门合作扇;从书写对象看，都是为一个叫“伯潜”的人所书，其称谓有“大兄大人”、“仁兄大人”(两次)、“仁兄同年大人”(两次);从时间看，汪鸣銮署年款为“己巳仲春”()，鲁琪光署年款为“戊辰八月”()，时间跨度半年左右;从书体看，为蝇头小楷，这一点也颇类明代的吴门合作书扇。从这两件扇面可知，晚清时期的合作书扇，大多有上款，都很明显是为赞助人(上款者)或德高望重者所书，带有很显著的应酬形制。这样的合作书扇例证，尚有林召棠、陈元楷、沈史云、蒋理祥、林彭年、李文田合作的《楷书扇面》(为“心日”所书，于右任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翁曾源、柳簃、龚聘英合作的《楷书扇面》(为“子清”所书，于右任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王亦曾、章志坚、程夔、蔡赓年、羊复礼、郑兴梁、吴昌祺合作的《楷书扇面》(为“少常”所书，于右任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等。这与明代吴门合作书扇表现出的恬淡、闲适与从容是有霄壤之别的。不过，在清代中期或更早也偶尔出现一些合作书扇，与明代中后期的吴门合作书扇极为相似，如史章、邹光绅、俞嶙合作的《楷、行、隶书诗扇面》(香港艺术馆藏)即是如此。该扇面书写在洒金笺扇面，结体疏朗，与明代中后期吴门合作书扇的布局接近。所不同者，书扇有上款人(正公社兄)，且三人之书体不同(分别为楷书、行书和隶书)，可知其延续了前贤的做法，但已逐渐改变形式，这类书扇并不多见。(清)徐玖、李育山水墨竹集锦扇纸本墨笔扬州博物馆藏在合作绘画扇面方面，明清时期以俗称集锦扇的书画扇面最为特殊。所谓“集锦扇”，是指两人或两人以上合作创作书画扇面，每人的作品相对独立，各自为阵，但整体上又相互交融，成为一件完整的扇面。笔者所见到的集锦扇，最早出现的年代是明代后期，但并不多见。集锦扇在书画中普遍出现，则是清代中后期。所出现的集锦扇，大致可分为四类：陈康候、王虎榜、程远岑、史常镳山水集锦扇纸本设色扬州博物馆藏一类为同一个画家与不同的书法家合作书画，扇面中所有的画均为一人所绘，而交叉于画之间的书法则为不同的人所书。书法与绘画都是相对独立的，以扇骨的痕迹区别开来。如张岳崧、张维屏、何有书、潘正亨、谢观生合作的《山水书法集锦扇》(广东省博物馆藏)即是如此。扇面中由谢观生一人绘四幅山水画，每幅山水画并无连贯之处，都是独立构图，前三幅均未署款钤印，最末一幅款署“观生画”，钤朱文联珠印“观”“生”。在四幅山水画之间，为张岳崧、张维屏、何有书、潘正亨所书短语，分别为《洛神赋》(节选)《东坡书临皋亭》《倪瓒论李营丘画》《是时无碍率领门徒》，书法中均有上款人“云巢”。再如廖鸿荃、张如芝、刘学厚、卓秉恬合作的《山水书法集锦扇》(广东省博物馆藏)中绘画为张如芝所绘，分别为两幅山水画，每幅均有署款钤印，一幅署款“墨道人”，钤朱文联珠印“如”“芝”;另一幅署款“墨池”，钤印与前者一样。在山水画之间，有廖鸿荃、刘学厚、卓秉恬书法，其上款人为“云川”。两件集锦扇中绘画均为山水，而书法都为小楷。廖鸿荃、张如芝、刘学厚、卓秉恬山水书法集锦扇纸本设色广东省博物馆藏一类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书画家合作集锦扇，每个人既有书法也有绘画。如徐玖、李育合作的《山水墨竹集锦扇》(扬州博物馆藏)即是如此。该扇从右至左分别为徐玖行草书和山水画、李育行草书和墨竹画，都是为一个叫“德斋”的人所作。徐玖书法释文曰：“雨昏石砚寒云色，风动牙笺乱叶声。庭下已生书带草，使君疑是郑康成。书应德斋四兄书，玖。”钤朱文方印“徐玖”。因徐玖字九思，一字伯畴，故其在书法左侧之山水画中题识“甲辰秋中，伯畴又笔”，钤朱文方印“伯畴”。“甲辰”为清光绪三十年()。其诗与山水画是一体的，而李育所作的书画也是如此。其书法释文曰：“清风拂几萧萧竹，深巷无人独闭门。日坐空庭洒残墨，古香古色月黄昏。养疴修竹馆题画旧作，书为德斋四兄教正，梅生李育时甲辰之秋。”钤白文方印“江都李育私印”，在其左侧则为所绘修竹馆，并题识曰：“秋阳入竹碎青红，一带长廊画影浓。坐久不知人籁寂，隔溪萧寺一声钟。甲辰新秋养疴修竹馆晴窗遣兴仿文文水画法为德斋四兄雅正，梅生李育志，时年六十有二。”钤朱文方印“梅生”。四件作品相互独立，但又互为关联，这是集锦扇的主要特征。张岳崧、张维屏、何有书、潘正亨、谢观生书画集锦扇纸本设色广东省博物馆藏一类为书画均系不同人所创作，相互交叉，如金尔珍、杨伯润、黄树仁、子钧、浦宝春、姚銮、□世炘、周镛合作的《山水书法集锦扇》(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便是一例。该集锦扇为折扇成扇，每面分别为两件书法和绘画，都是为一个叫“子恭”的人所作。其书法为金尔珍的《行楷书苏轼和王晋卿送梅花次韵》、黄树仁的《隶书烛盘铭》、浦宝春的《隶书汉娄寿碑》和□世炘的《行书王鏊与陆冢宰书》;绘画均为山水，分别为杨伯润的《柳村渔隐》、子钧的《江深草阁寒》、姚銮的《秋山红叶》、周镛的《溪山积雪》。再如张镜宇、吴稚川、炳麟和马晋的《山水书法集锦扇》。一类为全部是绘画，但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画家完成，其绘画既有独立构图者，亦有景致连贯者，如同屏风画中的通景屏，如陈康候、王虎榜、程远岑、史常镳合作的《山水集锦扇》(扬州博物馆藏)。该扇为四人所作山水画组成，均为独立画面，但又融为一体。(清)金尔珍、杨伯润、黄树仁、子钧、浦宝春、姚銮、□世炘、周镛书画合璧(之一)纸本设色纵18.2厘米横44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当然，如果撇开合作书画扇面不论，只就集锦扇而言，还有一种纯粹为一人所绘的集锦扇，如谢观生的《松竹仕女等八景集锦扇》(广东省博物馆藏)即是如此。该扇由谢观生独力完成，并无书法间隔，其画分别为松树仕女、桃竹小雀、幽篁仕女、芭蕉花石、倚栏仕女、柳树菊石、古树仕女、松树梅花，仕女画与风景画相互交叉，在最末一件上署款“退谷写”，钤朱文联珠印“观”“生”。清代中晚期出现的集锦扇持续的时间也不长，到清代末年几乎销声匿迹了。其作者集中的地域多在江南和岭南地区，是这一时期艺术经济繁荣与休闲文化鼎盛的缩影，他们在咫尺之中尽展笔墨技巧，将书画由艺术性转向玩赏性与娱乐性。因其所需要的闲散功夫较多，且需要多人合作完成，在题材及内容上都有一定的约束，故在追求个性与胸中意气的文人书画家中，这类作品并不流行。不过在晚清时期的合作扇面书画中，尚有一种两人或两人共同营造一个画面的情况，如虚谷(—)、朱偁合作的《菊石双禽图》(扬州博物馆藏)便是其例。该图由朱偁写双禽，虚谷补菊石，并由虚谷题记：“綗怡老仁兄属，梦庐写双禽，虚谷补菊石并记。”钤朱文椭圆印“三十七峰草堂”和白文方印“梦庐氏”。这类的合作画扇在民国时期达到极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国画研究会”(早期称为“癸亥合作社”)成员如赵浩公、潘达微、黄君璧、潘和、李砚山、李凤公、黄少梅、黄般若等便有大量的合作画扇行世。(清)董起庾、崔舜珠、盛均、梁鼎芬、姚礼泰、炎涂、张嘉澍、崔永安行书团扇绢本墨笔广东省博物馆藏副本明清时期的合作扇面书画表现出的时代特征，是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之一。而他们合作扇面表现出的文化背景、书写语境及其艺术特色又是美术史研究中极易被忽略的内容，因此，系统地梳理、探究明清合作扇面书画也就成为美术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本文粗浅的探索，希望能为后继者提供线索。诚如是，则可谓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