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没刻字的象牙章看看外国人在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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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外国人头像象牙印章

单手托举灯盘俑，大胡子很明显。

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中，收藏着一枚唐代外国人头像象牙印章。这个象牙章不大，通高3厘米，而且没有刻字，还有一道裂痕，无法推断最初的主人究竟是谁。那么它为什么能屡屡代表广州出现在各地的文物大展上呢？这就要说说当年的“外国人在中国”，特别是“外国人在广州”。

文、图/广州日报

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椭圆形图章不是中国款

应是外商的私章

我们都知道，世界各国之间的人、财、物往来已很久。有了人员的流动，从个体的层面讲，自然有了迁移、定居、就业、婚嫁等社会活动。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不可能通过大量的图片或视频得见古代来华外国人的真容。但通过类似象牙印章这样的文物，就可以推断，在它那个时期，在中国大地上，在广州城里，“外国人”还是很活跃的。

这枚印章出土于年，是一枚未刻字使用的印坯，象牙质，椭圆形。上部雕刻一头像，高鼻，卷发，具有西亚阿拉伯人的特征。它刚好发现于宫署遗址唐代的铺砖廊道上，在它的周围还有一些象牙材料、水晶、外国玻璃珠等。有研究者指出，广州出土的唐代文物比较有限，令人有“盛唐不盛”的遗憾。这枚印章有填补之功。它除了形象似外国人之外，形状也不是中国传统印章的长方形或者正方形，而采用了椭圆形的设计。椭圆形印章是西亚地区常见的印章类型之一。所以文博专家们推测，它可能是阿拉伯商人私章的毛坯件。

唐代的时候，广州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国际性都市。对于当时的广州人口，估算数量不一，但多认为当在20万人以上。特别是当中夹杂了大量的商人阶层，包括“印度尼西亚人、印度人、僧伽罗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唐丞相兰陵公萧仿统戎于番禺时，因“有酌泉投香之舆，以是夷估辐凑，至于长安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也就是说外商特别多，尤其是波斯、大食的商人多。今天广州人很熟悉的海珠石的传说，不就和“大食胡商”从唐人崔炜手中购买的“阳燧宝珠”有关吗？《唐大和上东征传》云:“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这涵盖了西亚、南亚、东南亚的广大地域。卒于年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麦斯俄迭和另一名阿拉伯游历家阿布赛特·哈桑，都曾记载广州居留的外国人有12~20万人左右。虽然现在很多学者认为这个数字未免夸大，但外国人数量极多，当无异议。

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广州“蕃坊”的设立。蕃坊的初设时间尚未能确定，但应该在开元、天宝年之前即有。位置大约在今天光塔寺周边一带，也即当时的广州城外西部商业区，延伸到珠江边。明代人顾炎武是第一个明确记载了“蕃坊”存在的学者，他曾这样写：“顷年在广州蕃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糖蜜、脑麝等，也都是外来的食品品种。蕃坊参照的是唐城市管理中的里坊制度，一般从当地外国人居民中择选声望较高者充任蕃长，“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说白了有点儿类似今天的特别贸易区，蕃长除了管理之责，主要精力也要放在招商上。而设于广州的官方外贸管理机构市舶司的长官市舶使，是唐朝廷与蕃长联系的联络人。

外国人太多

广州率先设立了专门管理区

唐代时的中外海商开拓海洋的能力非常强。他们开辟了8~9世纪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也即“广州通海夷道”。海船从广州出发后，沿着传统的南海海路，穿越南海、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到乌剌国，如果沿波斯湾西海岸航行，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可以进入阿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经历九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平均的航行时间约为八十九天。这是唐代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全程约1.4万公里（现代缩短为1万多公里）。

近年不少考古发现证实，在东南亚、北非、西亚等地的广大范围内，有相当多数量的唐代陶瓷、钱币，显然是各国海商运来的。而且这一时期，岭南地区的交州、海南、雷州、恩州、潮州等港口都和南海各国有贸易往来。海商们的往来穿梭，是一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规模宏大的网络。

广州市社科院在《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定位之历史考察》中指出，我国古代城市的兴建大多基于政治、军事的需要，但广州则有所不同，《淮南子》里写道：“一军处番禺之都……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可知其经济功能，特别是海外经贸交往功能已经比较突出。唐以后，广州城大规模“西扩”“南拓”，主要目的之一，也在于有效保护和管理“宝货汇聚”的商业区。尤其从明代开始，广州城建向城外郊区扩展的速度明显加快，西关、河南的开发，十三行的兴起，让广州港口城市和商业都会的特色更加鲜明。北宋开宝四年（）灭南汉，统一岭南，当年就在广州首建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两宋时期，广州的海外贸易发展到已能越过印度洋直航西亚和东非。现存广州博物馆的《重修天庆观碑记》记述了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西北）人捐资重修天庆观的史实，见证了当时中国和海外人民的和平友好往来。专供外销的广州西村窑出现并兴盛于北宋，持续约年。

从汉代开始

就有很多外国人来广州

但要说“外国人在广州”的历史，肯定不能从唐代开始算，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广州出土有一大类非常独特，且数量众多的“胡人俑”，就是这种历史的折射。

这种托灯俑多用陶土制成，外形为奴仆形象的俑跪坐于地，头顶或手托灯盘，是一种结合了俑和灯的陪葬品。从人俑形象来看，一种是典型的汉人形象，另一种与汉人有较大区别，头较短而面宽、深口高鼻、颧骨高、宽鼻厚唇、下颌较为突出，大胡子，身体上毛发浓密，应该是外来人的形象。西汉南越王宫博物馆的研究人员黄巧好撰文指出：“胡人托灯俑目前仅在广东、广西以及贵州等地汉墓中出现，从已公开资料统计，绝大多数出自广州汉墓中，占两广地已发现胡人托灯俑的大多数。这些胡人托灯俑的年代分布于西汉中期至东汉末期。”

《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这说的是汉武帝时期与东南亚地区通航和贸易的情况。从古书的记载可以知道，当时东南亚各地与汉朝交易的主要是明珠、宝石等奇珍异宝，交换汉朝的丝绸等货物。有的大珍珠，据说直径可达两三厘米。但是这条航路也是非常危险的，常有风浪肆虐，时有船只沉没，还有海盗劫船越货。一些商人甚至要在海上漂泊数年之久。有的国家和地区向汉朝进贡犀牛等珍稀动物，也要通过这条航路而来。这是一条充满挑战，又是给人带来极大惊喜的航路。它让远处内陆中原的人们，可以感受到海洋的勃勃生机。

对于托灯胡人俑的人种问题，有专家认为来自南海诸国，有的则认为是欧罗巴人种。无论怎样，他们是外来者当无异议。胡人俑的出现，表明经由海上贸易航线造成的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世界”认知，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它们也是广州悠久的开放历史的见证者。